菲利斯·惠特利(Phillis Wheatley)1753–1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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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菲利斯·惠特利是一名非洲奴隶但她是19世纪前美国最著名的诗人之一。惠特利在波士顿著名商人约翰·惠特利(John Wheatley)的家中接受教育和奴役,在新英格兰和英格兰备受尊敬,两地的出版社都出版了她的诗歌,并在新共和国的政治领导层和旧帝国的贵族面前游行,惠特利是废奴主义者的例证,证明黑人既可以是艺术的,也可以是知识分子的她的名字在有文化的殖民者中家喻户晓,她的成就是羽翼未丰的反奴隶制运动的催化剂。

惠特利是在大约七岁时从西非的塞内加尔/冈比亚被抓获的。她和一船“难民”奴隶一起被运送到波士顿码头,这些奴隶由于年龄或身体虚弱,不适合在西印度群岛和南部殖民地从事艰苦的劳动,这是横渡大西洋后的第一个停靠港口。1761年8月,波士顿著名裁缝约翰·韦特利的妻子苏珊娜·惠特利(Susanna Wheatley)在“需要一个女佣”的时候,买了一个“苗条、虚弱的女孩子……为了一些琐事”,因为奴隶船的船长认为这个流浪汉已经病入膏肓,他想在她死前至少赚点小钱。惠特利的一位亲戚后来报告说,这家人猜测这个女孩“身材苗条,明显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几乎赤身裸体,“除了一大堆脏地毯外没有其他的遮盖”——“大约7岁……从她门牙脱落的情况来看。”

在发现这个女孩早熟后,惠特利夫妇,包括他们的儿子纳撒尼尔和他们的女儿玛丽,并没有完全免除惠特利的家务责任,而是教她读书写字。不久,她沉浸在圣经、天文学、地理、历史、英国文学(特别是约翰·弥尔顿和亚历山大·蒲柏)以及维吉尔、奥维德、特伦斯和荷马的希腊和拉丁文经典中。在《致新英格兰剑桥大学》可能是她写的第一首诗,但直到1773年才发表)中,惠特利表示,尽管有这样的曝光,对于一个美国奴隶来说,这是丰富而不同寻常的,她的精神也愈加向往学术氛围更浓厚的动脑挑战。

虽然学者们普遍认为一首挽歌诗,关于耶稣基督的著名神灵和杰出仆人的死亡,《牧师和学者乔治·怀特菲尔德》(1770)是惠特利出版的第一首诗,1969年,卡尔·布里登堡(Carl Bridenbaugh)透露,13岁的惠特利在听到一个奇迹般的海上求生传奇后,写下了《关于赫西和科芬先生》的诗,这首诗于1767年12月21日发表在罗德岛纽波特《水星报》。但正是怀特菲尔德的挽歌给惠特利带来了全国声誉。这首诗以封面和小册子的形式在波士顿、纽波特和费城出版,1771年与埃比尼泽·彭伯顿(Ebenzer Pemberton)在伦敦为怀特菲尔德举行的葬礼布道一起出版,为她带来了国际赞誉。

到她18岁时,惠特利已经收集了28首诗歌,并在惠特利夫人的帮助下,于1772年2月在波士顿报纸上刊登了征集订阅者的广告。当殖民者显然不愿意支持非洲人的文学作品时,她和惠特利夫妇沮丧地转向伦敦寻找出版商。惠特利把怀特菲尔德的诗转发给了亨廷顿伯爵夫人瑟琳娜·黑斯廷斯,怀特菲尔德曾是她的牧师。伯爵夫人是福音派和废奴主义事业的富有支持者,她指示书商阿奇博尔德·贝尔(Archibald Bell)开始与惠特利通信,为这本书做准备。

惠特利患有慢性哮喘,在纳撒尼尔的陪同下,于1771年5月8日启程前往伦敦。这位现在著名的女诗人受到了几位政要的欢迎:废奴主义者的赞助人达特茅斯伯爵诗人和活动家乔治·莱特尔顿男爵、布鲁克·沃森爵士(即将成为伦敦市长)、慈善家约翰·索顿和本杰明·富兰克林

当惠特利横渡大西洋去探望夏末身患重病的惠特利夫人时,贝尔正在发行第一版《宗教和道德主题诗》(1773),这是现代出版的第一本非裔美国人诗集

各种题材的诗歌表明,惠特利最喜欢的诗歌形式是对联,既有抑扬格五步格,也有英雄主义。超过三分之一的经典是由悼词组成,关于名人、朋友甚至是陌生人死亡的诗歌,他们的亲人雇用了这位诗人。最能展示她的才华,也最常受到批评者质疑的诗歌,是那些既运用古典题材又运用技巧的诗歌。在她的诗篇“尼奥贝为她的孩子被阿波罗杀死而苦恼,奥维德的《变形记》第六卷和从理查德·威尔逊先生的画作看”中,她不仅翻译了奥维德,还加入了她自己的美丽诗行,以扩展戏剧性意象。在《致梅塞纳斯》中,她把贺拉斯的颂歌变成了对基督的颂扬。

除了古典和新古典主义手法外,惠特利还运用圣经象征主义来宣传和评论奴隶制。例如,惠特利最著名的诗歌《从非洲带到美洲》(On Be Band From African To America)斥责大觉醒的观众们,要记住,非洲人必须包括在基督教的洪流中:“记住,基督徒、黑人、黑如该隐,/愿你们变得优雅,加入天使的列车。”惠特利其余的主题可以归类为美国庆祝活动。她是第一个称赞这个国家是光荣“哥伦比亚”的人,并契合在给不下于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一封信中。后来有幸与他会面。她对纯洁美洲的热爱以及她的宗教热情,进一步体现在那些签署证明的殖民领导人的名字上,这些证明出现在一些关于各种主题的诗歌中,以验证和支持她的工作,如:马萨诸塞州州长托马斯·哈钦森(Thomas Hutchinson)、约翰·汉考克(John Hancock)、副州长安德鲁·奥利弗(Andrew Oliver)、詹姆斯·鲍登(James Bowdoin)和马瑟·拜尔斯牧师(Reverend Mather Byles)。惠特利的另一位狂热支持者是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博士,他是“独立宣言”的签字人之一。

在惠特利夫人于1774年3月3日去世前大约三个月,惠特利被处以重伤。尽管许多英国社论严厉批评惠特利夫妇将惠特利作为奴隶,同时将她介绍给伦敦,称她是非洲天才,但惠特利家族为这位诗人提供了一个模棱两可的避风港。惠特利被关在仆人的位置上——与惠特利夫妇的上流社会保持着可观的距离——但她既没有经历过奴隶制的背信弃义的要求,也没有经历过在自由黑人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严酷的经济排斥当中。随着她的赞助人的去世,惠特利滑向了这脆弱的生活。玛丽·惠特利和她的父亲于1778年去世;纳撒尼尔结婚并移居英国,于1783年去世。在战争和随之而来的萧条时期,这些种族现实的冲击超过了她虚弱身体或审美灵魂所能承受的。

1778年4月1日,尽管惠特利的一些最亲密的朋友对此表示怀疑和反对,但惠特利还是嫁给了认识了大约五年的约翰·彼得斯(John Peters)。作为一个自由的黑人,彼得斯显然渴望创业和职业上的伟大。在各种历史记录中,据说他自称彼得斯博士,从事过法律工作(可能是作为一名为不幸黑人辩护的自由撰稿人),在法院街开过一家杂货店,做过面包师和理发师的生意,还申请过酒吧的酒类执照。

梅尔·A·里士满(Merle A.Richmond)将他描述为“一个非常英俊和举止端庄的人”,“戴着假发,拄着拐杖,相当于扮演‘绅士’的角色”,彼得斯还被称为“他的种族中的杰出典范,是一位流利的作家,一位善于演讲的人。”彼得斯的雄心壮志使他在一些记者眼里显得“无能”、傲慢和骄傲,但作为一个只看重体力的时代的黑人,彼得斯的商业敏锐度根本卖不出去。像其他许多在独立战争期间分散在东北部以避免战斗的人一样,彼得斯夫妇在结婚后不久就暂时从波士顿搬到了马萨诸塞州的威尔明顿。

梅尔·A·里士满指出,战时和战后殖民地的经济状况都很严峻,特别是对自由的黑人来说,他们没有准备好在严峻的就业市场上与白人竞争。这些社会因素,而不是彼得斯单方面的任何拒绝工作,可能是惠特利后来回到威尔明顿和波士顿后遭受的新发贫困的主要原因。在1779年到1783年之间,这对夫妇可能有了孩子(多达三个,尽管有孩子的证据存在争议),彼得斯进一步陷入贫困,经常让惠特利在逃避债权人并试图找到工作的同时,通过做女佣来养活自己。

在他们返回波士顿后的头六个星期里,惠特利和惠特利夫人的一个侄女住在一座被炸毁的豪宅里,这座豪宅在战后被改造成了日制学校。彼得斯随后把他们搬到了波士顿破旧地段的一套公寓里,在那里,惠特利的其他亲戚很快发现惠特利生病了,一贫如洗。正如玛格丽特·玛蒂尔达·奥德尔回忆的那样,“她自己也因为缺乏关注、许多舒适,以及疾病中最大的安慰——清洁而遭受痛苦。她已沦落到难以形容的地步……在一个肮脏的公寓里,在大都会的一个毫不起眼的地方……这位站在智者和善人面前受到荣幸和尊敬的妇女,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却处于一种最悲惨的状态,周围都是肮脏贫穷的象征!”

然而,在这不景气的几年里,惠特利继续写作和出版她的诗歌,并保持着她的国际通信,尽管规模要有限得多。她还认为,尽管经济不景气,但她的美国观众,当然还有她的福音派朋友,都会支持她的第二卷诗歌。

在1779年10月至12月期间,出于为家人筹集资金的至少一部分动机,她刊登了六个广告,为《300页Octavo》(300 pages in Octavo)征集订阅者,这本书是“献给正义的本杰明·富兰克林阁下:法国宫廷中的美国大使之一”,其中包括33首诗和13封信。然而,就像各种题材的诗歌一样,美洲民众不会支持其为最著名的诗人之一。(这本书的第一个美国版直到她去世两年后才出版。)在她去世的那一年(1784),她以菲利斯·彼得斯的名字发表了一首精湛的64行诗歌,发表在一本名为《自由与和平》的小册子中,这本小册子欢呼美国“哥伦比亚”战胜了“不列颠法律”。惠特利为她的国家为自由而进行的激烈斗争感到自豪,对她来说,这是一种永恒的伟大精神,惠特利以一枚胜利的戒指结束了这首诗:

《自由与和平》

不列颠尼亚拥有她的独立统治权,
希伯尼亚、斯科细亚和西班牙领地同样;
大日耳曼尼亚富饶海岸钦佩
哥伦比亚激发的慷慨精神。
吉祥天堂将充满飘扬大风,
哥伦比亚在那里张开她膨胀的帆:
每一个领域都将和平地展示她的魅力,
天堂般自由散发她金色的光芒。

同年1月2日,在布拉特尔街教堂的牧师去世几天后,惠特利出版了《一本哀歌:向伟大的神灵牧师致敬,牧师和学者塞缪尔·库珀博士》。可悲的是,9月份《波士顿杂志》的“诗歌散文”栏目刊登了“致__先生和夫人,在他们幼子去世之际”,这很可能是惠特利对她自己一个孩子死亡的哀悼,这无疑也预示了三个月后她的死亡。

菲利斯·惠特利死了,无人照看,孤身一人。正如里士满的结论,有充足的证据,当惠特利于1784年12月5日去世时,约翰·彼得斯被监禁,“被迫通过在县监狱的监禁来免除自己的债务。”他们最后一个幸存的孩子及时去世,与他的母亲一起下葬,正如奥德尔所回忆的那样,“菲利斯女恩人的一个孙女,路过法院街,遇到了一个成年人和一个孩子的葬礼:一个旁观者告诉她,他们正把菲利斯·惠特利送到那座寂静的豪宅。”

最近的学术研究表明,惠特利可能写了145首诗(如果她乞求的鼓励者站出来支持第二卷的话,这些诗大部分都会发表),但这些艺术遗产现在已经丢失,很可能是在彼得斯在她去世后寻求生存的过程中被遗弃的。在她写给国家,国际政治和宗教领袖的众多信件中,有二十多封便条和信件流传至今。作为一场非洲智慧的展览,启蒙运动成员、福音派基督徒和其他废奴主义者都可以利用她,她在英国和欧洲可能比在美国更受认可。20世纪早期的美国黑人文学评论家对惠特利不太友好,因为她被认为不关心奴隶制。然而,惠特利确实有一个关于奴隶制制度的声明,她进入了18世纪社会最有影响力的部分——机构教会。对菲利斯·惠特利的思想和诗歌影响最大的两件事是《圣经》和18世纪的福音派基督教;但直到最近,惠特利的批评者并不认为她使用圣经典故或为反对奴隶制的声明将其象征性地应用。她经常用明确的圣经语言发言,旨在推动教会成员采取果断行动。例如,在她对大卫·伍斯特将军(General David Wooster)的诗意颂词中,这些大胆的句子严厉抨击了那些承认基督教但压迫她的人民的爱国者:

诗意颂词

但是我们希望能找到多大的冒失性呢
用全能头脑接受神的接纳
虽然行为不够慷慨,但他们是可耻的
被束缚的非洲人:无可指摘的种族
让美德统治,然后实现我们的祈祷
胜利属于我们,慷慨的自由属于他们

在一封写给参孙·奥克姆牧师的直言不讳的信中,这封信是在惠特利获得自由后写的,并于1774年在波士顿报纸上反复发表,她将美国的奴隶制等同于古代异教埃及的奴隶制:“否则,也许以色列人就不那么热衷于摆脱埃及的奴隶制了:我不是说没有它他们就会满足,决不是,因为在每个人的胸膛里,上帝都植入了一个原则,我们称之为自由之爱;它是不耐烦的压迫,是救赎的裤子;借着我们现代埃及人的离去,我将断言,同样的原则也存在于我们之中。”

在过去的十年里,惠特利的学者们发现了关于她的生活和她与18世纪黑人废奴主义者的联系的诗歌、信件和更多的事实。他们还绘制了她对古典主义的显著使用图表,并阐明了她引用的圣经典故的社会学意图。所有这些研究和解释都证明了惠特利对奴隶制的蔑视,以及她利用艺术来破坏奴隶制的实践。在本世纪末之前,惠特利艺术的全部美学、政治和宗教含义,以及关于她的生活和作品的更突出的事实,肯定会为所有研究18世纪的人和所有尊敬这位美国文学经典中最重要的诗人的人所熟知和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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